下关沱茶集团的故事集:任尔东西南北风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年代。下关 城区跟全国一样,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人们忙着早请示、晚汇报,忙着游行,忙着开批斗会……
与如此轰轰烈烈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下关 茶厂却与往常一样,机器照常转动,工人们照样按时上班,厂里几乎没有停过产。一位老工人回忆说,“文革”最热闹的时候茶厂也仅停产过一个星期,其中三天还是为了检修锅炉,1968年,产量仍达到1517吨。
茶厂是如何坚韧地走过来的呢?真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吗?。
采访中,“稳定”,这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两个字眼。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几位当事人,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个词作总结。现在他们大都年逾古稀,回忆起那段历史也都显得心如止水。然而,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震撼。今年85岁的杜启凤老人,家住大理太和村。我们多方打探才找到他的家。老人由孙子牵着,一步一挪从二楼走下来。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老人讲起话来,浓重的白族乡音声如洪钟。杜启凤老人一辈子与茶叶打交道,还不到13岁,他就踏进了康藏茶厂的大门。由于他聪明肯干,解放后,他从一个小员工渐渐成长为下关 茶厂厂长。文革期间,这位下关 茶厂的“走资派”,同样没有躲过劫难。有一天,竟然被他所器重的一个年轻职工打伤右眼,由于没能及时得到医治最终导致失明。谈及此事,他淡淡叹道:“娃娃不懂事,只要工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话虽平淡,但他墨镜后失明的右眼似乎在无声地控诉着那个时代的荒谬。而他那双关节已经变形却青筋突起的手则告诉我们,沱茶人心中从不曾泯灭的信念。“无论如何,生产是不能拉下的。为了赶产量,我们把手板心都揉麻木了,尤其是大拇指下的肌肉,多少年没有知觉。”老人把手伸到我们面前,看得我们一时竟无语表达。
为了完成藏区的供茶任务,也为了茶厂职工的安全,当时在任的几位老领导,尤其是时任厂革委会主任的马光明,竭尽全力把职工的心“拢”在一起,利用每日雷打不动的“班后会”给员工做思想动员:“只有完成任务,才能保证茶叶供应,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巩固。”这成了全厂职工的精神动力。
1970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118号文件,将原隶属“省茶司”的凤庆、勐海、昆明、临沧、下关 、宜良六座茶厂及其代管的昌宁、新平、景谷茶厂全部下放到县(市)直接管理,与“省茶司”完全脱钩。随后,各主产茶区县纷纷自筹资金新建精制茶厂,这一年,云县、盐津、龙陵等县茶厂率先兴建,继而各产茶县新建的茶厂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此打破了云南茶叶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下关 茶厂迎来了新的挑战。
1972年,下关 茶厂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信,信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当时还没“消费者“这一说)写来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都喝下关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