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普洱茶的“文化踪迹”
明史之间的错位，从而呈现出一种不是巧合的政治学意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寻索历史，继续去发掘茶作为一种自然史对象与作为一种族群关系象征物对象被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秘密。汉代，也许是茶从它作为边缘的本真端点播散到华夏文化中心的开始，它的实际中转站正是西南边陲的巴蜀一隅。也有可能巴蜀人在他近邻指导下完成了本土化的茶树移栽和培育工作，甚至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后来盛行的小叶种绿茶有了它汉化的起源，但这点已经微渺难寻，无迹可考了。
从汉代到唐代，茶在中原地区以一种尚不是阳春白雪的形式生长、传播，可以想见那个时段的茶，在人们的生活中并没有被赋予像后来那样的风花雪月型的文化象征、诗性情感或仪典规范的涵义，而是以类似于柴米油盐的实用价值被人们消费和消化，至多像欧洲人才接触到茶时那样，将它的药用保健价值神秘化。这种茶观更接近于西南方向的蛮夷。也许把茶最终纳入汉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礼仪系统中进行象征处理的人首推唐人陆羽，这点从他的著作题名和后人对它的尊称中可以看出，"经"、"圣"都是极为典型的儒家用语。
唐宋以降，茶被文人士大夫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格调驯化（或者说汉化），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权力的赋予与剥夺。在这一过程的同时，一系列优雅的充满宫廷脂粉气息或江南水乡意境的茶品命名应运而生--贵妃玉环、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庐山云雾在诗情画意的道具、程式、程序中，茶的本真面目、茶的精髓被湮没、榨干。
2、横向的"踪迹"
根据历史地理状况，绿茶似乎和中原汉文化包括其精神文化变迁和政治兴衰有某种密切联系。沿海一带的乌龙茶自古就浸透着商业气息。而云南的普洱 茶则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更多是与当地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因而别具一格。从中华帝国的政治格局看，绿茶为中心，乌龙茶为边缘，普洱 茶则更加的边缘。这种格局从当茶被纳入中华帝国文化系统中开始，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除了叶片大小之分外，茶叶在生物学性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茶的制作加工工艺才是决定茶品和茶名的关键。正是这样，小叶种茶才会区分出绿、红、青（乌龙）几种。如果要为普洱 茶在中国茶系统中定位，寻求它的独特性，除了明显的叶种区分外，制作工艺也极为关键。茶的制作工艺分为采摘、选叶、杀青（萎凋）、发酵、成形，在这些环节中，可以发现普洱 茶与其他茶种的区别或者说对抗。好的绿茶，比如龙井，从采摘时就开始极为讲究，采摘的时间、采摘的芽叶都被严格控制，精挑细选、人为淘汰那些不符合优雅、美感标准的叶片，这种筛选后的产物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样态，纤细、娇嫩，体现出汉文化一贯推崇的阴柔之美。杀青的过程也相当规范，温度、湿度、手法都形成了一套既定的操作程序，其目的在于将茶叶中的酶恰到好处地驱逐出去，从而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