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化的“野蛮”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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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龙井与普洱 茶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一个是边地文化的产物,在社会与文化急剧变革的年代,边缘部分首先被离心力抛出了,这个力学原理似乎很多人都能接受。
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浙江人不仅把龙井作成了品牌,并且占据了更为广泛的市场;云南人虽然也把普洱 茶做成了品牌,但却没有及时占领更为广泛的大众消费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的云南普洱 茶是一个“事业型品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品牌――云南人在经商能力上输给了浙江人!
晚清和民国,是一个官商一体的社会。但浙江人崇商,其江浙财团甚至一度左右中国的政治;而云南人崇官、忠心耿耿,其结果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官反而成了这个社会最靠不住的东西――所以云南的普洱 茶倒了!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普洱 茶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交换物资,其价值可装备国民党军队数十个甲种师,但云南人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进行普洱 茶的国际化宣传,一俟战争结束,一场小小的瘟疫,就使普洱 茶的短暂辉煌烟消云散。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之初,云南普洱 茶再次成为重要出口物资,但这一次更惨,我们几乎是在单纯出口茶叶原料,深厚的普洱 茶文化被彻底割断了,茶价之低廉令人诧异。有现代普洱 茶创始人之誉的吴启英女士,她的名字几乎是在30年后才被世人所知的(并且这位大师逝世前属于社会上的低收入人群),这是普洱 茶的光荣,也是普洱 茶的悲剧!
而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产量低于普洱 茶的西湖龙井,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繁重的出口任务而令国人遗忘。连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的台词里,都有西湖龙井。
北京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浙江人不是假把式;云南人却屡屡充当傻把式……!
三、为“野蛮”平反!
云南普洱 茶产自中国边地,它不是野蛮文化的产物,但确有挥之不去的“野蛮”情结!
笔者这里所说的“野蛮”,是相对于正统的中国封建文化或西方贵族文化而言,在令人窒息的封建中世纪,或许正是这种野蛮,才孕育了人类可持续的生机。但是在人类文化急剧变革的时期,野蛮往往又成了落后的同意语,云南普洱 茶就是这样的典型。
在唐代,云南普洱 茶以其清新、村野的品格,冲击着中原地区的士大夫文化;在清代,云南普洱 茶亦如新疆的香妃一般,以其清丽、野性的品格,冲击这灰闷中的紫禁城;在当代,云南普洱 茶和中国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同步……。
云南普洱 茶文化的每一个高潮,都意味着一次对于中国正统文化的冲击!而这种文化冲击永远是刚柔相济的、非暴力的,正如乾隆与香妃的爱情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