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普洱茶的饮茶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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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水与煎水,也是斗茶的关键。《大观茶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从水质、水味两个标准衡量,不一定必须天下名泉,但取山泉之清洁者、井水之常汲者即可,江水不洁,不用。择水对斗茶胜负的作用不可忽视,“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知沥水,遂能取胜”。至于煎水功夫,前已述及,此不多赘。
茶的选择更为重要。宋人斗茶所用饼茶以建安北苑所出为佳,尤其以白茶为上。茶饼制造时表面往往涂上膏油,“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因而蔡襄认为要辨别茶的质量,就须“如相士视人气色”,“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以青白胜黄白”。《大观茶论》专列鉴辨之法:“要之,色莹彻而不驳,质缜绎而不浮,举之凝结,碾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选择上好的茶饼,先要用纸包好槌碎,然后立即上碾,“碾必力而速,不欲久”;碾后过罗,“罗必轻而平,不厌数”,这样才能使“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调膏是斗茶的第一个环节。调膏之前要先盏,使“盏热而茶难冷,难冷而茶味不变”。在盏中调膏要掌握好茶与水的比例,视茶盏大小酌放茶末,一般一茶盏中放茶末二钱,然后注入适量沸水,均匀搅动,调成具有一定浓度和黏度的膏状,成膏后要即使点汤。
点汤是把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中,其中的节制把握关系着斗茶的成败。点汤时要注意手臂的灵活运转,落水点要准,注时水从瓶嘴中喷薄而出,形成水柱,不得断续滴沥,时有时无,形成断脉汤。“茗盏量合宜,下场不过六分”;适中时就要一下即收,不能零星水滴,破坏汤面;如无节制,注水盈盏,则形成大壮汤。
点汤的同时,要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茶筅的运用用视需要分轻重缓急、幅度大小,而边透上下,适时适度,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幻化出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山川风物、文字书法等种种物象,“纤巧如画”,而且不会出现水痕,时人称为茶百戏、汤戏、茶戏、水丹青。
点汤与击拂几乎是在同时间同步进行的,只有两相配合,操作得当,才能保证斗茶的胜利,创造出斗茶的艺术美。对此,《大观茶论》首先指出点、击不当的情况:“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力,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过,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云雾虽泛,水脚易生。”而妙于此者,亦即正确的方法——“七汤之法”:“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粲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转,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然后结蔼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箸居,缓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
以上是斗茶的各个环节。那么如何衡量斗茶的好坏赢输呢?《茶录》:“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茶,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二水。”这里首先提出了双重的评判标准:汤色与汤花。汤色以茶质鲜嫩、制作精良的乳白为上,依次是青白、灰白、黄白、赤红;汤花要求均匀,而且久聚不散即咬盏,若散去较快或者随点随散,就叫做云脚涣散,汤花散后露出水痕早者即认输。当时斗茶可能不止一次定胜负,要三局二胜,所以有“相去一水二水”之说。
当然,这只是目测,斗茶最后还要品饮,从味、香、色几个方面综合评定优劣。色即观察汤色,已见上述。“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茶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另外,如果茶枪过长,则初甘而终微涩;如果茶旗过老,初虽过苦而饮彻反甘。“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这就需要从制作到煎饮的各个环节都选择精良,操作允当,器具洁净,环境优美,从而使得斗茶达到最佳效果,“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方可取得最后的胜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茶叶通过岁赐、榷场贸易等形式,大量流入边疆地区的辽、金、西夏,从而使得品饮之风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盛行开来,“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市相属”,甚至少数民族的上层也都以品饮相尚,金熙宗就“分茶焚香,终失女真之本态”。而从今内蒙古赤峰、河北宣化辽金墓葬考古发掘来看,不仅有茶具文物出土,而且大量的壁画生动再现了制茶、饮茶的场景,使我们得以真实生动地了解宋代茶文化在辽金统治区的传播情况。
此外,作为我们古代品茶艺术最高表现形式的斗茶风尚,通过入宋僧人传入了日本。其中荣西禅师贡献最大,他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年之妙术”。他本人也被尊为“日本之茶圣”。至迟在南宋末年,中国的饮茶习俗、斗茶形式以及相关茶具已经传入日本,在禅院和上层人士中流行,几经变革,演变为日本的茶道。因此,曾任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的森本司朗在〈茶史漫话〉中指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