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
、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
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
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
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
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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