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
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块》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廙《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条谱》等共十余种。
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李疵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
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
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在《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方之注,据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
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
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
如皮日休《茶鼎》诗有待:“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窑和越窑。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地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
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茶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
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
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
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
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朱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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