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贡茶|中国茶史
唐代之前,隋时就有僧人献茶於帝王者,明代顾元庆《茶谱》引述:“隋(公元 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杨厂在江都(现江苏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天台茶到江都替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朝开元中(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产茶叶作贡品,一些贪图名位、求官谋职之土,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将某些地方品质特异的茶叶贡献皇室,以求升官发财。随着皇室、官吏饮茶范围的扩大,逐感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贡焙)就产生了。唐朝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
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兴盛之期历时长达605年。在唐朝,产制规模之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朝廷要花“千金”之费生产万串以上(每串1斤)贡茶,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宋代蔡宽夫《诗话》述:“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常州和湖州)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贡焙新茶——“顾渚紫笋”制成后,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呈献皇上。茶到之时,宫廷中一片欢腾,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就写下了此情此景,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寻春,喝得半醉方回宫,这时宫女手捧香茗,从御门外进来,那牡丹花般的脸上露着笑容,启口传奏新到紫笋贡茶来了。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唐德宗公元7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投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当时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
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焙贡顾渚茶》,又名《茶山诗》,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袁高,字公颐,唐建中年间,拜京畿视察使,后坐累,贬韶州刺史,复拜给事中。
唐宪宗时,官为礼部尚书。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袁高担任督造紫笋贡茶的湖州刺史。《茶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