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茶文化初探
有待考证，好在这“南夷之地”日照充足，紫外线强烈，最原始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晒”了，这样带有明显地域文化特征的茶，难免又黑又粗。就茶本身来说，和饮食文化一样，总免不了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烙印，这也无可非议，问题就出在，在以绿茶为评判标准的语境里，云南茶免不了要被说三道四的。
到唐代，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饮茶已从生理上的需要发展为文化上的享受，饮茶做为一项享受的精神乐趣，也就更加注重茶的品味。品茶过程对用茶、用器与冲饮程式的讲究，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已经有了系统的总结。宋元以后，饮茶程式不免要有所变化。特别是到了明代，散条茶瀹饮成为时尚，与之相应，用器方面，茶瓯配上了盖子，成为一盏、一托、一盖三器合一的盖瓯，茶壶茶杯的配套也出现了。于是，茶的品饮程式与唐宋相比，面貌一新。而在这一时期，生活在“南夷之地”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不仅经济落后，与对内（地）的文化交流更是匮乏，刀耕火种的边民们依旧围着火塘啃着兽肉，喝着又黑又粗的晒青烤茶，这使得云南饮茶文化与中国主流茶文化背离脱节，行成断代。
云南茶之所以得不到普遍认知，除其自身处于主流茶文化边缘之外，我以为，经济贸易的落后亦是其因，比方说，乾嘉以来，潮汕人经商蔚为风气，海内外各大埠头，都有潮汕人的足迹。潮汕人经营的铺户，一般都备有工夫茶待客，以广结人缘。几多南来北往客，便因此而见识了工夫茶。梁实秋先生就曾在一篇回忆潮汕籍著名学者黄际遇先生的文字中写道：
我们在青岛的朋友，在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三十斤的花雕一坛，一夕罄尽，往往尚人余兴。随先生到其熟悉之潮州帮的贸易商号，排闼而入，直趋后厅，可以一榻横陈，吞烟吐雾，有佼童兮，伺候茶水，小壶小盏，真正的工夫茶。
由于经济贸易的发达，使潮汕享用的起码是“大红袍”、“水仙”之类。潮汕商人的经营活动，使工夫茶艺扩散到更加广阔的地域。而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也因此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在茶语境里有了自己的一席话语权。
大抵一种日常生活行为的艺术化，免不了要经历一个总结和润色的过程。从陆羽《茶经》开始，历代文士骚人留下大量的茶书、茶文和茶诗，使后人得以了解中国茶艺的灿烂和中国茶道的精博。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文化人的润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都滞后的云南，茶，乃至茶文化，自然是被“鞭长莫及”了。
基于上述，所以云南茶的典型代表——以大叶种茶晒青为原料压制的饼、砖、沱，也就同样顺理成章地被外界看作是“老、丑、粗”了。以饼为代表的云南普洱茶——“七子饼”，首先是出于计量和运输上的方便，运输指的是以马或是牦牛为运载工具的输送，无须再赘述，至于计量，我个人的大胆推测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