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起源与发展|茶文化的摇篮
有人估计,两人合抱的茶树,其树龄总在千年以上,大多应该都是战国以前生长的茶树,据此当可以肯定,“巴山、峡川”,无疑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从上面巴人、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触和利用茶的条件或可能,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间,只有巴人,才能够在他们移居蜀境之前,就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
关于巴、蜀饮茶的先后,除他们移居四川前后住处的自然环境外,巴族、蜀族和神农传说的关系,也颇能说明问题。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说,巴蜀茶史,都是饮茶的历史,关于“神农以茶解毒”的茶的发现和药用阶段,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历史,似乎非发生巴蜀,而主要是四川境外发生的。
所以,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与神农的传说有无关系?也是认定他们何者先发现和利用茶的一种补证。顺便说明一下,神农和炎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还是记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炎帝还没有混合,但大抵至西汉后期的有些著作中,就将神农和炎帝二个概念混淆和合二为一了。
其实,神农和炎帝作为人名,它不过是后人为感恩和礼拜肇创农业、医药等伟大功绩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或者是对某一时代、氏族的一种拟人化结果。神农既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我们查考的巴、蜀和神农的关系,也不是血缘或世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看看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与这二个族的族源和生活过的地域有无联系的问题。
对于神农传说创始和流传的民族或地域,我国史学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也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考证,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是源于或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
这一意见,也代表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江汉民族”,有的称为“苗蛮集团”,是对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个荆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很明显,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内。关于神农传说源出江汉民族的看法,有人对我国上古文献中的神农记述统计后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一本最爱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
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
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
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
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
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部族,还有蜀人、庸、羌、?、微、卢、彭、#s煹鹊取5?牵?在《华阳国志》的这同一本书里,就只有《巴志》中提到西周初年贡有茶叶、园有香茗!当然,这不能反过来就说周初除巴以外,四川其他地方和民族就不知道饮茶和不会种茶。不是这样情况,但这也多少说明,至少到夏末周初,在巴蜀饮茶、艺茶,还是以巴人为盛的局面。
这一点,我们从《华阳国志·蜀志》,也可得到较好说明。如其记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这里反映二代蜀王,一个以“葭萌”名子,一个以弟名“葭萌”名邑,说明他们都极其尊崇葭萌。葭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杨慎对四川地名“葭萌”的这段释文,只讲了以茶名地一层意思,没涉及历史;如追溯其初,是蜀王先以茶名子,地名是以人名氏地而来的。那么,蜀王以茶氏名,以茶名地,又何以能够说明饮茶、业茶巴先蜀后和以巴人为尤呢?这里需要指出,这时的蜀王不是蜀人,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蜀藉巴人”了。很明显,要是蜀裔之王,就不会用苴号候。
因为“苴”也即是“巴”。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如果要把苴和巴相区别的话,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东巴西蜀,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之初,是一东一西,但后来慢慢繁衍发展,就相互渗透、交错而居了。
所以,至少到战国末年,巴人和蜀人长相杂居,互相融合的结果,他们的文化与族源的关系愈来愈疏,与地域的关系倒愈来愈密了。这也是这时苴人篡夺蜀王之后,不与巴亲反与巴仇的原因。在我们解释了苴人可以王蜀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对于上面蜀王以茶名人、名地的史实,也就拨开迷雾,隐约可以看出先前巴人尚茶重于蜀的印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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