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山小种400年发展全史(精华)|正山小种历史
运往印度,以弥补贸易的差额,这是英国对华出超的开始。鸦片贸易的发展,不但使金银倒流,而且这种毒品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牛非同寻常的影响,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
三、19世纪以后武夷红茶的生产和对社会的影响
(一)武夷红茶的生产在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19世纪是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武夷红茶在这时期达到顶峰。1838年自广州I出口的武夷茶达1.5万吨(30万担),以当时红茶平均出口比例8o%记,红茶占24万担。《武夷山市志》载:清成丰四年(1854),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这大约是武夷山对武夷红茶有记录的最高出口量。虽然顶峰的1880年从福州出口红茶635072担,然而此时工夫红茶已占有相当部分。
武夷红茶的生产地区从上世纪的十余个县,扩大至廿余县,遍及建宁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宁府、永春州等6府州。
五口通商后在武夷茶区茶树扩植如火如荼:“崇安星村武夷山俱由建阳至府,近来茶山愈开愈广,深山幽谷,伐木种茶”,森林变成茶地。桐木村境内的挂墩、麻粟、双溪口、黄泥坪、古黄坑、皮坑、半山、龙渡、先峰岭、大竹岚、茶东坑、活龙坑、皂栗山,桐木关外的大坑烟埠、旁皮坑、猪魔坑、余家源、莲花燕、老厂、庙基、西坑源等,原来都是山高岭峻无人居住的地方,处处都有人在此安家立业以开山种茶为生,久而久之,这些山高水冷之处都发展成为人烟聚集的村庄或茶厂了。现在桐木村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还能找到当时茶园的遗迹和废弃的老茶树,而现今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区,可见当年桐木茶园扩展的规模之大。当时的记载说:“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农民在“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况下,把稻田“皆改种茶”。当时的茶业生产规模很惊人,每年的茶季从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万余人。
正山范围内以茶为生的厂户(茶农)约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约有30多万斤。制茶的茶庄茶行大小约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种中心产区的桐木村,在咸丰同治年问也出了一个颇俱规模的“梁品记”茶庄。“品记”茶庄老板梁炳基为当时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范围计有99个茶厂,估计其产量在一二千担,由于生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是完全的正山货,品质优异,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竞价拍卖时,洋买办均以“品记”红茶为标准,其卖价最高,其家族经营红茶获利巨万,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国时随着红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没落了,在庙湾现仅留一废墟。
咸丰年间,排崇安朱、潘、万、丘四大家族之首的朱家,也以茶叶起家。《崇安县新志》载:“清顺治初,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叶起家,号百万。”
(二)19世纪末武夷红茶盛极而衰
19世纪对武夷红茶生产影响最大的三大事件,使武夷红茶在国际、国内、省内的影响逐渐下降。
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
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红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红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逐渐降低。
二是在本世纪中后期的60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
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武夷红茶,对中国红茶影响最大的还是印锡红茶的崛起。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印锡茶业几乎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由于华茶对外销的依赖,英商一方面肆意压低茶价,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华茶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业负担,各国列强纷纷入侵,夺取各种特权,进一步摧残茶业。内忧外患的国内茶业以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大规模
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华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5000多年来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业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叶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便是武夷红茶生产在本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后半期茶价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销度大,因此跌价造成的影响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价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最为亏本,有300刀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园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年份的记载,兹录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桐木红茶(包括正山小种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国3年(1914):数万公斤
民国5年(1916):2.5万公斤
民国28年(1989):4万公斤
民国30年(1941):0.05万公斤。
民国36年(1947):-1.25万公斤
民国37年(1948):0.15万公斤
可见由光绪人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业市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福建红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红茶如正山小种、祁红仍有市场,《崇安县新志》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脑,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山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来,虽因制法不良,不无受印度、锡兰、爪哇、台湾各茶之影响,然因土壤之宜,品质之美,终未能攘而夺之。”
解放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为了保护这一特殊的茶产,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在省政协大声疾呼,采取有力措施扶持这一历史名茶的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的1992年桐木村红茶厂的正山小种红茶全年已生产20.5万公斤(4100担),且全部出口。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春风劲吹,武夷山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名声逐渐又鹊起。现在桐木村的茶园已经渐渐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拥有大约5000亩茶园,正山小种产量已逾4000担。区内元勋茶厂厂长江元勋承继祖上500多年来的茶叶事业,目前已集中桐木村70%的红茶生产。产品获多国有机茶认证,出口美、日、英、德等国;另一家为桐木红茶厂也占据了全村另外30%的红茶生产份额。
正山小种红茶正在努力地恢复她本来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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