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山小种400年发展全史(精华)|正山小种历史
年进口72l114磅(5409担)。另一一茶叶运销大国荷兰在17世纪初期仍占据茶叶贸易优势,每年应不少于此数,表明18世纪上半叶武夷红茶平均每年销量已愈万担。
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的出口较上50年更是急剧增长,到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约为18.35万担,是上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18世纪关于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的记载颇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中国茶叶外销中,平均80%以上都是红茶,其他为绿茶,如熙春、松萝等。红茶中都是武夷红茶,其时各种记载中,供外销的“武夷茶”指的都是武夷红茶。
18世纪是武夷红茶最为辉煌的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当时有谚云:“药不到樟树不灵,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当时各地所产的茶叶大都以星村为集散地,输出的武夷红茶垄断海外市场一个多世纪。
(二)武夷红茶外销扩大,促进茶叶生产迅速发展,给社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随着茶叶出口不断增加,种茶成了当地农民一一种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武夷山区“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星村、下梅成为崇安县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为集散地“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人亦不能辨也”。整个武夷山区“商贾云集,穷岸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
红茶外销的扩大,给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益,成为当时崇安的经济源泉,“全盛时茶叶每年输出值数百万两”。陶德臣先生的研究:武夷茶,1732年每担价13至14两,1738年是14至15两,1751.年为15两5钱,1754年又增至19两。照这样的推算,每年输出值以200万两计,当时从崇安输出的茶叶量已达10万担以上。
商人因茶叶致富者不在少数,乾隆时崇安下梅著名茶商邹茂章(1704—1778)便是代表。崇安县下梅村邹氏族谱载:“在康熙甲戊年后(1694),由其父邹元老率四子由南丰人闽定居崇安县下梅里始烧炭,垦荒种茶艰辛创业,后经营武夷茶获资百万”。
乾隆十九年(1754)“在梅购地建宅七十多栋,所居成市”。《崇安县新志》载:“邹氏经商得道,去粤东,通洋艘,不与市中较铢两,与海外交易诚信为本,洋人所至辄倍偿其利,由是家家日饶裕,为闽巨室。”县志还记载当时茶市盛况:“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日行300艘转运不绝。”按竹筏每艘载300~350斤计,其日转运量当在千担,以当时下梅一市有如此规模,加上星村茶市,其时崇安茶叶年产量应在10万担以上。
红茶外销的急剧扩大,使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也不断向外扩大,全省各地都出现仿制的武夷红茶。1706年,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口;道光时的《厦门志》载:“安溪、惠安出北岭茶甚盛。”指当时有不少商人将安溪、惠